人口是第一資源，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主體，其數量和質量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標。在我省加快高質量發展、扎實推進“兩個高水平”建設的過程中，人口問題日益凸顯為一個基礎性、全局性和戰略性的問題。新時代我省人口發展形勢正加快轉變，面臨出生人口下降、人口流動分化加劇、人口老齡化加速、城鎮化比例持續提高等諸多新形勢和新特征。在今后一段時期，這些趨勢可能進一步加劇，并對新時代我省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基礎性影響。

一、浙江人口現狀

新中國成立以來，浙江人口再生產方式經歷了從改革開放前的高出生、低死亡、高自然增長的傳統型向改革開放以來的低出生、低死亡、低自然增長的現代型轉變，全省人口發展呈現總量平穩增長、素質不斷提升、集聚效應明顯、城鎮化質量不斷提高的良好態勢。目前，人口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，對高端人才的虹吸效應不斷增強，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構建了良好的人口資源平臺。

（一）浙江人口概況

根據全省5‰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結果，2019年末，浙江省常住人口為5850萬人，比上年末增加113萬人。

從城鄉結構來看，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，城鎮人口4095萬人，農村人口1755萬人。城鎮化率（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）為70.0%。

從性別構成來看，2019年末，全省男性3004.7萬人，占總人口的51.4%；女性2845.3萬人，占總人口的48.6%。性別比（男：女）為105.6：100。

從年齡結構來看，2019年末，全省0－15歲的人口為824.9萬人，占總人口的14.1%；16-59歲的人口為3820.0萬人，占總人口的65.3%；60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205.1萬人，占總人口的20.6%。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830.7萬人，占比為14.2%。2019年人均預期壽命79.1歲，居全國前列。

從人口自然增長情況來看，2019年全省出生人口60.9萬人，死亡人口32.0萬人，自然增加人口28.9萬人。出生率為10.51‰，死亡率為5.52‰，自然增長率為4.99‰。

表1 2014-2019 年浙江常住人口自然變動情況（萬人）

從省內地區分布來看，常住人口數最多的3個市分別為杭州、溫州和寧波，其中杭州市常住人口數已超千萬，顯示其作為省會城市和新經濟模式下新興的較大城市，對全省乃至全國其他地區人口有著較強的集聚能力。

表2 2018-2019年全省及各市人口主要數據

（二）浙江人口數量在全國的位置

近年來，浙江堅持新發展理念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勢頭良好。與此同時，高效、便捷的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務體系以及“干在實處永無止境、走在前列要謀新篇、勇立潮頭方顯擔當”的新作為，吸引了大量省外人口。從全國范圍看，省際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在長三角地區，而浙江正在成為長三角人力資源集聚的新高地。

2019年末，浙江以5850萬人的常住人口總量在全國居第十位，占全國總人口的4.2%；常住人口比2018年末增加113萬人，僅次于廣東（175萬人）；當年人口增速1.97%，超過廣東（1.54%），居全國第一；常住人口增量扣除自然增長量后，凈流入量為84.1萬人，居全國第一。

圖1 2019年全國各?。▍^、市）常住人口數量

2011-2014年，由于大規模推動機器換人、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，浙江常住人口呈小幅凈流出態勢。隨著產業轉型升級成效顯現，從2015年起，常住人口重新開始凈流入，且凈流入規模不斷擴大，由2015年的3.3萬人擴大到2019年的84.1萬人。2017-2019年，浙江人口增量分別為67、80和113萬人，連續3年居全國第二位，僅次于廣東；人口凈流入量分別為31.3、49.0和84.1萬人，其中2017年和2018年列廣東之后，居全國第二位，2019年居全國第一。人口凈流入的不斷增加，說明浙江吸引了全國其他地區，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大量勞動力就業（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，浙江的外來人口主要來源地包括安徽、河南、貴州、江西、四川等）。

圖2 ?2019年全國各?。▍^、市）常住人口增量

分城市來看，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55.4萬人，比深圳多14.18萬，比廣州多15.25萬人，居全國第一。寧波常住人口增量34萬人，居全國第四。杭州和寧波兩個市合計增量89.4萬人，占全省增量的79.1%，說明浙江常住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緣于這兩個城市對人口的虹吸效應。

圖3 ?2019年全國主要城市常住人口增量情況

（三）浙江勞動年齡人口

1.勞動年齡人口總量。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，16-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3820.0萬人，占總人口的65.3%，比上年下降0.6個百分點。從趨勢上看，從2015年開始，浙江省的勞動年齡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一直呈平緩下降趨勢，從2015年的68.4%，下降至2019年的65.3%，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一直維持在3800萬上下的高水平，全社會的勞動力供給比較充足。

人口總撫養比^[1]小于或等于50%稱為人口紅利期，表示勞動力供給充足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，有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。目前浙江的總撫養比為37.6%，比全國平均水平（41.5%）低3.9個百分點，在長三角區域，遜于上海（35.5%），優于江蘇（40.1%）、安徽（48.9%）。全社會年齡結構呈現“兩頭低、中間高”的橄欖狀特征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，仍處于人口紅利期。

2.勞動年齡人口結構。2019年末浙江省16-59歲常住人口中，男性1990.2萬人，占52.1%；女性1829.8萬人，占47.9%；男性比女性多4.2個百分點，男女性別比（以女性為100）為108.8。

分年齡段來看，浙江勞動年齡人口總體呈現年齡較大群體占比相對較高，而年輕群體占比較低的態勢，特別是16-24歲群體比例明顯偏低（見表3）。隨著時間推移，當這部分人群成為30歲以上壯年勞動力時，如果沒有外來凈流入人口的補充，全社會勞動力將出現明顯不足。

表3 ?2019年浙江省16-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年齡結構

3.勞動年齡人口在省內的區域分布。從省內分布情況來看，杭州、寧波、溫州3個市占據了全省接近一半的勞動年齡人口，為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供給。這3個市的勞動年齡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也都超過全省平均水平。相反，衢州、舟山、麗水等市勞動力流出較多，勞動年齡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相對較低。

表4 ?全省及各市勞動年齡人口情況（%）

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勞動年齡人口的素質。從該指標看，各市的情況存在較大差異。杭州的這一指標遙遙領先于其他市，可見杭州集中了大量的高學歷人才，總體勞動力素質為省內最高。除杭州以外，寧波、湖州、紹興、金華等地的這一指標也相對較高，這幾個市作為新興都市圈的代表，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比較大。

表5 ?2019年全省及各市20-59歲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

二、影響人口變化趨勢的因素

從中長期來看，人口變化有其自身的規律。影響人口變化趨勢的主要因素有老齡化、生育率、人口流動、城鎮化等因素。

（一）老齡化

國際上通常把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%，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%作為一個國家和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。2019年，浙江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20.6%，65歲及以上人口占14.2%，都已遠遠超過國際通用的一般老齡化標準，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。

浙江人口老齡化有兩個方面的特點：

一是老齡化速度加快，低齡老人比重明顯增大。由于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嬰兒已逐步進入老年期，浙江低齡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明顯擴大。2019年，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比2015年增加269.8萬人，年均增長6.3%，比2010-2015年這5年間的年均增速（4.3%）高2.0個百分點。

表6 ?2010-2019年60歲以上常住人口數（萬人）及占比（%）

根據以往人口普查和調查結果，將分年齡段人口數據平滑移動，可以預計，2020年至2030年，60-69歲低齡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將繼續增大至接近50%，預計2035年將超過50%，而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則保持在25%以下。2020-2030年，浙江低齡老人相對較多，在整個社會進入超老齡化之前，是積極應對老齡化的一個巨大窗口期，需要抓住時機，健全完善養老、醫療及生活服務等相關方面的制度體系。

二是老齡化程度地區差異明顯，外來勞動力延緩地區老齡化進程。浙江的外來人口年齡結構主要集中在25-50歲，其中25-29歲、30-34歲比重最大，分別為15.8%和13.1%。分市看，各地老齡化程度差異很大。經濟實力較強的杭州、寧波、溫州、金華和臺州等市，由于外來勞動力人口集聚，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這些地區人口老齡化進程，其老年人口占比明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。其中，溫州市老齡化程度最低，60歲及以上老年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為17.1%，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.5個百分點。隨著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，嘉興進入國家戰略核心區后，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也逐年增加，60歲及以上老年常住人口占比為20.0%，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，顯著低于其戶籍人口老齡化程度。

同時，外出人口相對較多的衢州、舟山、麗水等市常住人口老齡化程度均高于戶籍人口老齡化水平，其中，舟山市的老齡化程度最高，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占比分別為27.9%和27.8%，高出全省平均水平8.3和5.3個百分點。

（二）生育率

近幾年計劃生育政策連續出現重大調整。2013年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“單獨二孩”政策。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，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，完善人口發展戰略，2015年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（簡稱“全面二孩”政策）。出生人口從2013年的54.9萬人增至2017年的67萬人，2018年回落到62.8萬人，2019年進一步回落到60.9萬人；人口出生率從2013年的10.01‰逐步升至2017年的11.92‰，2018年回落至11.02‰，2019年進一步回落至10.51‰，同期死亡率仍穩定在5.5‰至5.6‰的低水平，人口自然增長率由2013年的4.56‰上升至2017年的6.36‰，再回落到2019年的4.99‰。

2016年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正式實施后，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，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來，早于政策出臺時的預期。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達67萬人，粗出生率為11.92‰，2018年開始常住出生人口明顯回落。同時，自2014 年“單獨二孩”政策實施以來，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顯提升后趨向穩中有降。根據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結果，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達到53.37%的歷史新高，但2018年就下降到50.09%。

圖5 ?2010-2019年浙江常住人口出生總量和出生率情況

重新回到適度生育水平難度巨大。從歷史數據來看，生育水平下降不是新問題，但是在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實施的背景下，如何推動生育水平適度提升，保持一定的出生人口規模，存在巨大挑戰。一是育齡婦女規模減少。近年來，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，生育規模逐年下降，目前的育齡婦女（15-49 歲）人群自身大多為獨生子女一代，受當年計劃生育政策影響，其人數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，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（20-29 歲）相當于俗稱“90后”群體，其人數也明顯減少。二是生育意愿較低。調查顯示，浙江省育齡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.65 個，比全國平均水平低0.14個。三是生育成本巨大。根據全國生育意愿調查，經濟負擔重成為育齡婦女不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，其中，浙江省的比重雖然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，但也達到了46.9%。此外，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認為學前教育支出對他們來說負擔較重。而對于雙職工家庭而言，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務嚴重依賴家庭代際支持。

根據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，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如下表。

表7 ?2017年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（%）

（三）人口流動

2019年，浙江吸引了84.1萬的人口凈流入量。這些人口流動為浙江帶來的正面作用十分明顯，除了上文提及的延緩老齡化進程外，還有效提升了勞動力的總體素質，增加了我省尤其是杭州、寧波等較大城市的人口紅利。

一是全省外來人口素質提高，杭州省外流入人口趨于高學歷年輕化。數據顯示，2016年以來，全省外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了明顯的改善。2019年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來人口占全部外來人口的21.5%，比重比2016年提高1.7個百分點；其中大學?？萍耙陨系谋戎貫?.7%，比2016年提高0.9個百分點。

杭州、寧波等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的人口集聚優勢更是明顯。杭州的省外人口中，20-34歲青壯年人口超過4成，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近5個百分點；40-55歲外來人口的占比則明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。與此同時，杭州外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全省遙遙領先，超過1/5的省外流入人口具有大專及以上文化水平，比全省水平高出12.8個百分點。外來人口的高學歷、年輕化，不僅緩解了包括杭州在內的我省人口老齡化加劇趨勢，更為我省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。

二是外來人口流入地選擇發生變化，杭甬人口集聚效應明顯。隨著省委、省政府加快打造大灣區建設，其核心杭州灣經濟區的人口和經濟密度不斷加大。作為“互聯網+”創新創業中心的杭州和先進制造業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地的寧波，這兩年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。在2019年全省113萬的人口增量中，杭州和寧波的增量合計占全省的近8成，其中杭州和寧波分別占全省增量的49.0%和30.1%，顯示出這兩個副省級城市在省內超強的人口凝聚力。

（四）城鎮化推進

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浙江積極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加快，人口布局持續優化，城鎮化率持續提高。2019年末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70.0%，高出全國9.4個百分點，列廣東、江蘇之后，為省、區第3位，比2010年末提高8.4個百分點，年均提高0.9個百分點。

表9 ?全省及各市常住人口城鎮化率

分市看，各地城鎮化水平均穩步提高，且地區間城鎮化水平差距在縮小。11個市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極差（最高值與最低值的差）由2010年末的29.2個百分點縮小到2019年末的18.5個百分點。其中，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的衢州市和麗水市，2019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比2010年提升15.9和14.6個百分點，高出全省升幅7.5和6.2個百分點，城鎮化推進十分迅速。

三、展望浙江人口結構變化趨勢

綜合各方面因素，預計浙江省人口發展變化將呈現如下特點：未來10年常住人口總量繼續保持增長；少子化、老齡化將進一步加劇，勞動年齡人口波動下降，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；人口素質穩步提升，總體受教育水平平穩提高；人口城鎮化進入平穩期；人口加速向四大都市區集聚。

（一）預計人口總量在未來10年仍保持增長趨勢

考慮到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對省外流動人口的吸引力特別是杭州、寧波等較大城市的集聚效應、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的影響，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將超過6000萬人，全省人口總量未來10年仍保持增長趨勢。

（二）少子化、老齡化趨勢加劇

“全面二孩”政策下，常住人口出生高峰已經在2017年出現，考慮到上文提及的影響生育率的主要因素，預計今后出生率將逐步緩慢下降?！笆奈濉逼陂g，年均出生人口可能在60萬人左右，比“十三五”時期有所減少。0-15 歲常住少年人口總量和比重將緩慢回升后轉為下降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仍然不能扭轉浙江的少子化趨勢。

預計勞動年齡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將從2019年的65.3%下降到2025年的60%左右，考慮到老齡化進程，到2035年，可能會繼續下降到52%左右。以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為67%左右計算，屆時撫養比將達到1.9:1左右，即1個經濟活動人口將承擔1.9個非經濟活動人口的撫養任務，這意味著浙江人口數量型紅利的結束。在未來10年中，必須積極引進年輕活力型人口，加快人力資本投資，以延長人口數量型紅利機會窗口期，并把握人口質量型紅利的機會窗口，盡快釋放人口質量紅利。

全省老齡化將加快邁向超老齡化階段。按照聯合國標準，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4%，即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，浙江已于2019年超過這一標準。10-15年后，預計65歲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21%-26%，進入超老齡化階段，這將對我省應對人口老齡化工作提出較大挑戰。

（三）人口素質穩步提升

人口數量紅利的逐步消失是一個必然趨勢。為解決深度老齡化和高撫養比問題，要求我們必須盡早轉向注重人口質量紅利。人口素質的提升可以釋放人口質量紅利，有利于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，是解決高撫養比問題的根本途徑之一。

隨著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事業推進，無論是本地勞動力素質還是外來勞動力素質，都將不斷提高。有賴于浙江先后推出的一系列人才吸引政策，以及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對省外較高學歷人才的吸引力持續提升，外來人口受教育程度也明顯提高，尤其是杭州、寧波等大城市，提高幅度領先全國平均水平。面向新時代，浙江人口受教育水平將加快提升，預計到2025年，基礎教育普及率將繼續保持高水平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65%左右，外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接近10年，與整體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進一步縮小。

（四）人口城鎮化將進入平穩期

浙江積極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，人口城鎮化進程將穩步推進，最終進入平穩期。預計2025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將分別達到75%和56%左右。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差距將逐年縮小，再過15年，將縮小到12個百分點左右。常住城鎮人口比重年均提高的幅度將逐漸下降，最終趨于平穩，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年均增幅逐年上升。

（五）人口加速向都市區核心區集聚

杭州、寧波、溫州和金義四大都市區成為高端要素、高端產業集聚地。人口集聚為產業集聚夯實了基礎，產業集聚強化了人口集聚的趨勢。2019年，全省四大都市區內常住人口總量為3382.6 萬人，占全省的57.8%，比重比2015年（56.7%）提高1.1個百分點。另基于手機信令大數據，四大都市區核心區常住人口總量占全省的69.5%，且四大都市區核心區人口流動的規模量級，均高于其他區域。都市區核心區成為全省人口密度、人才濃度、人口流動度最高的區域。預計，隨著“四大建設”等重大戰略的推進，全省人口將加速向四大都市區核心區集聚。預計到2025年，四大都市區核心區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將超60%。?

課題組：浙江省統計局

? ? ? ? ? ? ?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

執 ?筆：葉鑫潮

參考文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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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 浙江省統計局，歷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數據公報。

[3]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、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，浙江省人口中長期發展趨勢及對策研究。

[4] 姚引妹，新時代浙江高質量發展中的人口趨勢預測分析。

[5] 趙靜，浙江人口老齡化的趨勢、新特點及政策建議。

[6] 趙靜，浙江人口吸引力持續加大外來人口素質有所提高。

[注]

[1]人口總撫養比=（14歲及以下人口+65歲及以上人口）/15～64歲人口*100%?？倱狃B比越小，負擔越輕。